关于此书的出版经历：
音乐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名著——Paul Henry Lang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译本，即将重印。由此想到，在译完此书后曾写过一些文字，记录笔者结识此书并与此书产生“神交”的相关过程。现将这些文字放在博客上，权作这部名著重印面世的预告。
笔者“结识”这部“西学”名著已近二十年之久，很早就有心想译出全书，但直至今日方才如愿，因此不免有些感慨。
回想当年，正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曾有一段时间，对一本张洪岛先生所译的名叫《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版）的音乐书爱不释手。当时对音乐史这门学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国内可读的优秀音乐书籍也不太多，所以觉得这本乐史很不同一般。读了几遍，似懂非懂，觉得有些深不可测。不过，还是看出些“名堂”。一是了解到此书是一本名叫《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大部头原著”的选译本，二是悟到此书绝非“等闲”，一定有些“来头”。于是到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找到英文版原书，准备“原汁原味”仔细看个究竟。记得刚刚抱回这部多达上千页的“砖头”巨著，很是兴奋了一阵。不仅每日捧着不放，而且谈话中每每提到“朗”（Paul Henry Lang, 此书作者，匈牙利裔美国音乐学家）。同宿舍的室友常常开玩笑，说我几近到了“言必称‘朗’”的痴迷地步。
当时直接阅读原文还没有多少经验，常常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瞎懵乱猜”，但硬“啃”下去，确实觉得作者“朗”功力深厚，一是视野广阔、知识渊博，谈论西方“文史哲”和“政法经”乃至宗教、社会、习俗等，均如数家珍；二是对音乐有精辟的个人洞见，往往有“一针见血”的准确和痛快。因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动手译起来。这部巨著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印象主义共二十章，张洪岛先生所译三十万字只是最后六章，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前面尚有绝大多数篇幅没有翻译。从头开始译了几万字后，一怕此事耗时太多会耽误“正经”学业，二怕没有哪家出版社正式“接手”，于是很不情愿搁了笔。
然而，虽然没有再译下去，但“朗”的这部书从此成为我内心中的一个“情结”，每每企盼何时能出它的全译本。自此，不论写文章、开学术会议，还是平时上课、介绍文献，“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总是自觉不自觉就会“跑”到我的笔下，或“挂”在我的嘴边。
企盼此书的全译本，谈何容易！记得曾有好多次，同行们聚会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此书，都认为译出此书对国内音乐史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加深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了解均大有裨益。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时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大家甚至先配合那时所关注的“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课题，先选译了少许篇章分别发表在一些音乐院校的专业期刊上，“聊胜于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但一谈到翻译出版，却又顿觉一筹莫展——似乎没有哪家出版社原意冒“赔钱”的风险出版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
有一阵，“文化热”来了，但很快又过去了。音乐界反应迟钝，没有“赶上浪潮”，无缘像其他的文艺、知识界别那样“趁机”出版一些“像模像样”的“系列”或“丛书”。在这种情势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汉译出版，似乎只能无限期搁浅。
另一方面，张洪岛先生的选译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在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却赢得了相当声誉。证据之一是，此书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至少重印五次，总印数近两万三千册（据笔者手中的数据）。与一般钢琴乐谱动辄几十万的印数相比，两万多的印数自然少得可怜；但与一般音乐理论书籍区区三、两千册的印数相比，这个译本的印数却显得不凡。显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印数，是因为很多音乐界之外的读书人和乐迷对此书别有青睐。有广泛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张洪岛先生译本初版后不久，就发表了知名散文作家、爱乐人赵鑫珊先生热情洋溢的书评（题为“音乐•文学•哲学”，见《读书》1984年第9期），而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乐迷中“走红”的辛丰年先生不止一次在行文中提及这本书的教益（记得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我受人之托，曾复印了全书转赠给辛丰年先生）。至于此书很多“秘而不宣”的影响乃至对此书“明目张胆”的抄袭，查看一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一套“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由“萧韶”撰写的“附录”，就一清二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