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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严良堃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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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86年前后,当时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录制了全套贝多芬交响曲,应该是在中唱录的音。指挥方面好像是一人一曲,记得有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陈燮阳等。出版了黑胶和磁带,后来有没有出过CD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没有。严良堃老师指挥的是不是《第九》,需要再找资料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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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或许是“中国录音录像总公司”。
我确认有这个磁带:因为我当年想去邮购过,人家给了回信,是6盘一套,好像总价是78元。巨贵!78元合当年一般职员两个月的工资。所以放弃了,没有买。
确认出过黑胶:是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档电视节目,采访的是李谷一,不知为什么,拿出了这套黑胶。
磁带和黑胶的封面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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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唱片没找到,找到了照片!

回忆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在中国首演
  

冯琬珍

 

1959年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及中国广播合唱团等首演《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指挥:严良堃


  4月中旬,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栏目的几位编辑、记者来到中国交响乐团老干部中心,希望中心的同志能协助找几位老演员,他们想向电视听众介绍1959年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在中国首演情况。这样我们4人——吴其辉(男高音)、冯琬珍(女高音)、章雪萍(女低音)和王瑞(男低音)就成了采访对象,也通过这次突然的采访“回忆起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我们几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9年伊始,中央乐团就计划着用什么形式、内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经党委和李德伦,严良堃指挥家的研究,决定选择歌颂《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为主题,宏伟、辉煌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贝九》这一音乐巨著,对当时刚成立3年的中央乐团和年仅35岁的指挥家严良堃的确是极大的鼓舞。全团欣喜、热情之至地接受这—光荣的政治任务——向国庆献礼,同时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决心要去攀登这合唱艺术的高峰。
  首先,团领导组织合唱队中精通外语的邓映易、章珍芳等同志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诗《欢乐颂》译配为中文歌词。接着全合唱团以个人、互助组、声部争分夺秒进行排练,要求个人过硬直到全合唱队过硬。这里;我深深怀念我们声部的几位同志,她们是互助组长林华娴(现在重庆),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组就在她家排练。她对艺术一丝不苟,常常让我们独唱式地唱出合唱中的困难片段。我们女高音声部长李雅美,音乐修养很好,她不仅在音准节奏上严格把关,同时还十分注重声部的和谐统一,她以“滚雪球”的方式(我冠名),让大家向几位声音和谐的同志靠,同志们心服口服地毅然接受她和组长们的调动与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女高音团小组在组长陈焉的带领下,不仅在唱上要过硬,同时还与男低音声部团小组联合起来,找各种有关贝多芬及其作品的资料,并举行贝多芬艺术歌曲演唱会,使大家更多地了解音乐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及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创作手法。《贝九》中的《欢乐颂》,确实是合唱艺术的巅峰之作,演唱这部作品要求较高的歌唱技巧,如在高音A上ff的持续32拍、及在高音G上的ppp唱“上帝在那天堂上”。强时铿锵雄伟,轻而高时虔诚圣洁如天籁之音。然而离现在45年的中国声乐、各方面都没有现在先进。音响资料几乎没有,这些对刚成立的合唱团,大家都还二三十岁,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然而,大家团结如 一人;把排练厅当为音乐圣殿,将合唱排练;演出看成是神圣的事业。把合唱团的和谐、统一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人都明白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把个人融进集体里。为此,我们十分注重个人的提高,重视个人的勤学苦练,要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用在排练中,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体现指挥的音乐处理与要求。我们的指挥家严良堃,当时年仅三十五六岁,他朝气蓬勃,对艺术一丝不苟。只要他一举手,面对我们,就给团员一种自信,一种歌唱的欲望,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并自觉地全力以赴。特别是当我们通过排练达到他的要求,唱出美妙的音乐时,那才是我们真正地享受艺术。45年前,正逢全国三年困难,物质短缺,人人瘦弱,还有人浮肿,有人刚满产假,有人正怀孕二、三个月。但这一切没有克服不了的。我们只想当一流的合唱演员,我们只想证实中国人能唱好《贝九》。我们只想要以最好的音乐会献给祖**亲十周年大庆!这也是在《贝九》在维也纳首演成功后135年之际,首次用中文在世界的东方高唱《欢乐颂》,我们也是在严良堃果断,利索、一气呵成,势如破竹的指挥下,唱完终曲“圣洁女神灿烂光芒照耀大地”!

    (中国合唱协会主办《合唱通讯》2004年4月总第21期第二版,作者冯琬珍为该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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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良堃老师对当年贝九首演的回忆

1959年10月1日,为献礼国庆10周年,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完成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中国首演。今天,在祖国60华诞之际,“贝九”也迎来中国首演50周年。本报在国庆前夕特别刊发严良堃访谈,以纪念“贝九”首演50周年。
今年是“贝九”在中国首演50周年。我如约来到严良堃先生的家中,他拿出铁观音冲泡功夫茶来招待。茶过三巡,他谈起了当年指挥“贝九”的往事。
  卜大炜:听说“贝九”是建国10周年时中央乐团的献礼演出。
  严良堃:那是1959年10月1日在首都剧场演出的,作为中央乐团向建国10周年的三大献礼演出之一,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镕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如今国交的门厅中还挂着那次演出“贝九”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焕真、男高音魏鸣泉和男中音魏启贤。这些艺术家们都为中央乐团,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当时乐队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在乡下大家还要拉二胡,吹唢呐什么的,回来后还有思想批判运动在干扰。有些现在乐队不成问题的东西,在那时还很吃力。
卜:您能举例谈谈都遇到哪些难点吗?
严:例如乐队有一处后半拍进入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乐手拿来就拉,可当时就是进不来。那时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相互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什么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谱子,这样能练得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默契配合。献礼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动得不得了。有些队员解放前在上海看过帕契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演的“贝九”,南京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演出过,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卜:中国人成功演出了“贝九”,意义非凡,当时的社会反响一定很大吧?
严:当时这件事情挺隆重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但那时对个人的宣传是很低调的,报纸上的报道主要是中央乐团演出了这部作品,是大家在一起的合作,是一起搞的事业。那次“贝九”的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
卜:中央乐团演“贝九”可以说有示范效应,艺术上树立了标杆。
严: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来挥“贝九”了。例如,东德的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来了,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嘎兹指挥前三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我,由我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德国朋友兴奋地说,听用中文唱“贝九”比用德文唱还好听,席勒写的诗一定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后来许多没有机会指挥“贝九”的外国指挥也闻讯赶来了。大概是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挥,他在苏联手中没有乐队,所以从没有挥过“贝九”,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于80年代来挥过,他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挥“贝九”。
卜:《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是您事业的两次巅峰,一中一外,堪称双璧,在您的艺
术生涯中从两个方面为中国的交响乐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严:我经历了三次战争锻炼和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自己在事业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还愿于人民,尽义务还给人民。前不久做了一个梦,梦见去见周总理了,周总理说,你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呐!来这里干嘛?快回去!我就又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到处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都不计报酬。
卜:像《黄河》和“贝九”这样大型合唱作品,需要对声乐和器乐都能把握,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吗?
严:我14岁开始“打拍子”,到现在已经打了70年了,这70年的职业生涯中民乐队、军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都指挥过。我回国后除演出外,也兼课教书,带研究生。我感到现在学生在学校实践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乐,真正的指挥成长是在排练厅,指挥乐队积累经验。而这项工作要求学生做好案头准备,否则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指挥还要勤奋,不耻下问,指挥与乐队队员是平等的,决不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卜:冒昧地问一下,您在指挥生涯中遇到过什么困惑吗?
严:有一次我指挥“贝九”差一点出大漏子。那次音乐会在“贝九”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开演前,主持人讲解了半天的“贝九”,所以脑子里一直是“贝九”,上台后就按照“贝九”给出了一个缓慢弱起拍,结果乐队奏出《艾格蒙特》的强和弦,我心里一惊,但马上调整过来了,幸亏台下没有发现。我认为在台上指挥偶有纰漏,不能老反过来嘀咕它,而是尽力将后面的音乐挥好。有几次出了错,下来后问爱人,哪里哪里错了听出来了吗?她说没有听出来呀。我说,那就好。哈哈!人生就如同指挥一样,有什么错误让它过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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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挥“贝九”。”
呵呵,这套中央乐团版的贝多芬,指挥贝九的果真就是严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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