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中听不出愤恨 [复制链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本地一个网站上阅读了一篇关于国字号演出的评论，说了很多东西，作者能写，据说是媒体从业者，但也颇多愤怒。内容就是国字号（中央一级合唱团）所选曲目都有掐媚之嫌，唱了一些过去的革命歌曲，关于斗争，关于战事，关于领袖等等的作品，于是此人感到了恶心。文中提到这些演员待遇不高，是自作自受的活该，因为他们是在“缅怀独裁”，同时“隐隐嗅到了文革的味道，向统治者邀宠的味道”。

我们的网站不提倡谈政治的东西，但我今天还是要忍不住谈一谈，想谈谈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谈的目的，就是把音乐欣赏和政治献媚区分开来，否则我们将听不到很多优美的音乐。佛印眼中苏轼之完美在于佛印心中的完美，与之对立的是苏轼的粪便心腹。我们的心里有政治，那么音乐中政治挂帅；我们的眼中有斗争，那么我们听到的只能是阶级颤音。

不知道那位媒体大人听过前苏联的红军合唱团的演出没有，但我估计他90%没有听过，其演出曲目有很多反法西斯内容的、俄罗斯民谣，也有不少政治色彩浓厚的，他们的演唱被用于群众大会、革命庆典及军事检阅中。但他们每每被西方听众接受，被认为是征服西方的最优雅的武器，1956年在英国，伦敦《每日新闻》写道：“七千名英国人民屏息而立，浸溺于合唱团令人激奋、如雷鸣般的歌声”。

当时苏联有严格的音乐推广政策，除了政党，还有作曲家协会负责对音乐创作审查，对外宣传苏维埃的艺术价值观，对内进行监管和督导。但就是那个时代，缔造了诸如肖斯塔科维奇这样在俄罗斯音乐史上彪柄千秋的巨匠和伟大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曾说过，是战争帮助了他的创作，战争中的独特的痛苦悲伤带给他无穷的力量源泉。

福特文格勒在希特勒生日上的指挥录音，仍旧被西方的唱片公司出版。而西方听众却很少用政治的眼光和触觉去假装自己的品位。而我们的一些优秀的文革其间诞生的曲目，比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等，都被香港（naxos、雨果）甚至海外唱片公司灌录过，作为珍贵的声像资料被保存，音乐发烧友对其中很多优秀录音，尤其是那位媒体人士谈到的一些国字号的录音，更是孜孜以求。 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在其眼里无疑是邀功之作，但国外很多乐团都演奏过，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都录过，香港爱乐也录过，雨果唱片出版。

古典音乐中，不乏对政治对权贵歌功颂德的作品，合唱中的圣乐，也是歌功颂德的；巴赫的《勃兰登堡》，也是歌功颂德的。西方古典音乐，本是为贵族和王家服务，不少优秀作品都是歌功颂德。在19世纪之前，大部分的音乐家都是权贵的伺从，权贵提供资金让他们从事音乐创作，而音乐家们与这些权贵之间，与其说是主仆，倒不如说是知音。伟大的海顿的交响曲被当时的批评家们一致驳斥的时候，海顿的主人——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吩咐门卫将那些评论家踢出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莫名的但又叫人感动的情谊不多说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C大调第二十一号钢琴奏鸣曲》Op. 53《黎明》，又名《华德斯坦奏鸣曲》，是献给给予他巨大帮助的华尔德斯坦伯爵，第八首Op.13《悲怆》奏鸣曲，题献给他的朋友李希诺夫斯基伯爵。

而我们后人，该怎么用客观的眼光和务实的心态去欣赏这些伟大的作品，是我讲的主旨。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着愤恨的情绪看待它们？音乐一种人类的文化艺术，也是一种反映当时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社会或思维的色彩，也不可避免的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被烙上时代的印痕。我们音乐欣赏，除了了解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还常常被要求去了解作曲家的心灵，去触摸他们的思想，去揭示他们面对的现实。前面提到的外国艺术家演奏中国的一些现代革命作品，就是出于尊重中国作曲家的诠释，尊重中国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过程。象《长征交响曲》这样的作品，就是当时中国社会题材最具代表性、表现力最为出众的音乐作品之一，抹煞这样的作品就等于抹煞艺术发展史，相应阶段的中国音乐就会出现大量空白。福村一芳、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naxos公司等外国音乐机构和个人在艺术的追求上表现出的宽广人文胸怀和艺术视野值得赞赏。

音乐与政治，辩证的互存，创作音乐的人在构思时难免会掺杂个人因素，这些因素同时受到个人的世界观的制约也左右，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主张或看法。人们常说自己没有政治观点，其实是一种误区，所有具备正常独立人格的个体，其实都具备或多或少的对社会对政治的思考，完全空白的是没有的。而作为听众，去欣赏音乐时也会存留自己的思维并对作品定义，但却没有盖棺定论的必要。

时代是一个前进的过程，我们无法去重温所有的过去，尽管我们非常想回到未来。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残留来试图发掘过去的那些值得回味的东西，我们在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不需要带上自己的情绪，更加没有仇恨。仇恨、斗争只属于过去。带有历史烙印的艺术，仍然是伟大的艺术，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受众的广薄，而不是仇恨者是否感到恶心或是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