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刘雪枫的乐评时代 [复制链接]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音乐评论与聆听经验
                         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 李晓军

与学院派音乐评论以作曲家及作品流派、风格为讨论对象大不相同的是，刘雪枫的音乐评论被所谓的“聆听经验”所限定。这种“聆听经验”虽然不被专业理论界所认同，但却是整个音乐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我是读过刘雪枫早期的那本音乐随笔《贴近浪漫时代》的，所以当我在阅读他的新著《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时，惊喜地发现他的聆听经验竟有如此大幅度地丰富与提高，他耳朵的敏锐以及对音乐的感受和领悟能力都如脱胎换骨般地发生重大飞跃，这是非常令人羡慕并钦佩的事情。
六年前出版的《贴近浪漫时代》还表明那时的刘雪枫仍停留在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层次，对自己的早期爱乐经历津津乐道，并且沉浸在柏辽兹、瓦格纳和马勒等人的宏大叙事中不能自拔，甚至还经常非理性地臧否大师，暴露出一点“无知者无畏”的可爱及“初哥”的狂热。新著《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则完全换了一片天地。据刘雪枫在后记中说，他删去了四十篇文章，这说明他的选择余地非常大，收入本书的当属精华了。这个“精华”由三部分组成：一、关于唱片；二、关于演出；三、人物、作品及对话。从一本书的角度讲，三部分的内容分配不太平衡，关于演出的分量稍重一些，关于唱片又话题比较集中，文章之间的字数相差数倍，显然对于他最熟知的唱片领域，刘雪枫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我们看到的马勒《大地之歌》、《音乐收藏之贝多芬》和《音乐收藏之勃拉姆斯》不过是问路之石而已。我的许多遗憾来自第三部分，《变容》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可惜刘雪枫没有按这个路数继续写下去。记得在上一本书中曾收有一篇《马勒的宿命》，与《变容》风格相似。我认为这两篇文章是能够透出刘雪枫的历史学科班训练的真实功力的，他不应该扬短避长，把大量的精力都用来写现场乐评，这一方面会使自己卷入专业的是非圈，另一方面也需要超强的音乐瞬间记忆及消化能力。
像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一样，刘雪枫的爱乐经历始于文革期间的“偷听”，这种奇特的感受往往会影响一生的耳朵和情感反应。但在我看来，刘雪枫后来的爱乐道路却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健康，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对一场演出、一张唱片、一部作品的版本取舍以及对一位音乐家或演奏家的评论，已经能够做到既客观中肯又论点鲜明，主观的判断、激情的宣泄和理性的思辨，三者之间取得令人拍案叫绝的平衡，而且叙述方式又那么浅显易懂、娓娓动听。不像其他行市的音乐随笔，尽管文字华丽，知识性强，但内容及信息或者陈旧不堪，或者抄来转去，来源单一狭窄，做普及读物尚可，做深度阅读则全无价值。刘雪枫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作曲家和作品的议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在《马勒的宿命》和《变容》之后的类似新作。即使有了像《追思施尼特克》、《如何使布鲁克纳“味美”》及《百年威尔第》这样的起笔，最终叙述重点还是落到了对唱片版本或演出的比较和推介上。这似乎已经成了刘雪枫近期的一种思维本能。
最近几年刘雪枫用功最勤的无疑是关于“一部分”作品的唱片录音版本的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作品毫无疑问是刘雪枫的最爱，他对自己的个性喜好以及一些隐秘的情感似乎没有保留，这种无保留很大程度也影响了他的办刊风格。我们来看最近三四年的《爱乐》就可知道刘雪枫喜欢什么，推崇什么，他是怎样“己所不与，勿施于人”。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刘雪枫这样的个性及欣赏趣味，我们在短短的三四年内从一本期刊所获得的启发和信息量足以是饕餮大餐的量了。我很难以想象在中国的一本本来受众就不广泛的古典音乐期刊中会看到赫尔曼·舍尔欣、施尼特克、梅西安、赛尔吉乌·切利比达奇、奥科·卡姆、古乐运动、威廉·克利斯蒂、亨德尔、皮亚佐拉、历史录音、菲舍-迪斯考、鲁道夫·肯佩、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节、萨尔茨堡音乐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这样的“封面专题（人物）”的，这种广阔的视角和“与时俱进”的爱乐精神不正是目前我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爱乐者所缺乏的吗？
通过阅读刘雪枫近年散见各报刊的文字以及这本结集，我认为刘雪枫的音乐判断是有绝对标准的，这种绝对性当然来自他所说的“聆听经验”，它包括现场和唱片的聆听。与大多数唱片鉴赏家不同的是，刘雪枫在国内外现场聆听了无数场从最好到最坏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他根本不可能像“发烧友”那样动辄以唱片为准绳，以已逝的超级大师为演绎尺度，对一场音乐会提出不可能的要求。刘雪枫是就现场论现场，就唱片论唱片，在这两个方面，他的欣赏角度和聆听心态都有所不同，这种转换在刘雪枫这里显得那么平衡自然，那么具有包容性和宽厚度。
刘雪枫心目中的音乐圣人是贝多芬、柏辽兹、勃拉姆斯、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普罗科菲耶夫、施尼特克，他最推崇的指挥家是富特文格勒、克纳佩尔茨布什、阿本德洛特、舍尔欣、肯佩和切利比达奇。他对上述诸人从不吝惜笔墨，极尽赞美之能事，记得两三年以前因为刘雪枫对切利比达奇的“无耻吹捧”还引发过网络上的争论，去年的舍尔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许多反对刘雪枫的人其实反感的是他的无保留赞美的文风，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去听一下切利比达奇或舍尔欣的音乐。我本人及身边的朋友都被这两位神奇大师征服过，在我与国外的同行交流当中，提起这两位大师的名字，没有不感慨万分、五体投地的，他们的艺术与人格在国外确实已被神化，刘雪枫不过是用自己的感受和语言在重复这个神话而已。有必要指出的是，早在1998年EMI刚刚推出切利比达奇的录音时，刘雪枫便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过关于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的评价，并称切利比达奇是“布鲁克纳的终结者”。
中国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余隆先生在给刘雪枫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雪枫独树一帜的音乐评论文章，是国内少见的真正像评论文章的文章……他的文章让我们关注真正的音乐生活，让我们反思真正的音乐生活。”这是针对刘雪枫的现场乐评而言的。如果说刘雪枫的唱片评论更多照顾了自己的特殊喜好，那么他的现场乐评便是基于一种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追求。作为《爱乐》杂志主编，他要对当下城市音乐生活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每一场他出席的演出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刘雪枫的行文当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他对艺术家的求全责备，他也从不吝鼓励赞美之词，倒是对很多艺术之外的陈规陋习以及某些演员对艺术的轻视怠慢，他辛辣而不乏幽默的讥讽看了真有点让人受不了，可惜这样的文章他大多未能够收进这本书中。刘雪枫深知今日丰盛音乐生活来之不易，他对国内乐团上演的每一部新作品都表现出异常关注，对演奏者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大鼓其掌，我们从他的音乐评论中感受到的是促进，是保护，是对音乐发自内心的爱。其实，如果读刘雪枫的现场乐评，还是以对国外音乐团体的评论最为过瘾。在最高级的表演艺术面前，他反倒实现了思考的自由，抒发的自由。像《当代流氓版〈唐·乔瓦尼〉》、《新世纪拜罗伊特延续光荣》、《欢迎西蒙爵士》、《哈丁与伦敦交响乐团之〈光明行〉》、《德国六大歌剧院印象》等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它们大致代表了中国迄今为止现场乐评的最高水准。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本书书名的看法。刘雪枫以一部法国电影片名（而且是台湾译法）作为书名未免牵强，他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并没有在同名文章中体现出来，甚至可以说他的这篇为书名而写的文章是整部书中最可有可无或者说最没有分量的。刘雪枫是萨瓦尔迷，但由于他所掌握资料的匮乏，使他未能在萨瓦尔和圣哥伦布或马莱斯之间找到一条可供叙述探讨的话题，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刘雪枫的个性就是如此，他的喜好即是理由，他喜欢这个电影译名，又恰好与萨瓦尔有关，于是就拿来做了书名。我在书店见到读者翻这本书时说：“怎么像小说的名字？”我真的想说：“这本书的可读性可一点不比小说差啊!”

可惜，老刘离开“爱乐”了：（

不知道没有刘00的爱乐是否还继续爱乐？